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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可白：一份重要历史文献的产生(上)
发布时间：2026-06-29 14:38 作者：柳可白 浏览：437次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几天之后：
1980年10月31日 ，鉴于康生所犯的严重错误，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向全党公布他的反革命罪行。
1980年11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对康生的最后判决是：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
康生，无疑是中共党史中不能绕过的重要人物。
在共产党内，康生是个老资格，他1925年入党，虽称不上建党元老，但他在党内悠悠50年，被尊为“康老”……
从地位来看，康生1975年去世时仍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却在死后因“四人帮”被粉碎，康生被划入被审查的高层领导之一；
从在中共党内广泛的影响来看，康生以“整人专家”威名凛凛，整人无数，作恶多端，是党内大多数干部中被认可的恶人，是无人敢惹的特别存在；
从经历来看，在中共两次重要的历史阶段——延安整风和文革中，康生都是最重要的操刀手，被美国作家称为“龙爪”，其所作所为，致使多少人家破人亡！
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运动整人无数，以至于毛泽东都不得不亲自出面道歉，而康生却从未检讨，更没有收到应有的批评；到了文化大革命，康生又成为整个文革浩劫中整人的重要推手和操盘手；但他本人却一生未挨过整，这在党内也是少见的；
不过，从结局来看，康生死时虽极尽哀荣，评价甚高，然而，他却在死后5年，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
康生在党内肆虐50年，对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解决党内酷吏康生的问题，不仅是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更是国家走向民主法制的重要准备。
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第一次比较全面客观地调查、研究和总结了康生罪恶的一生，该审查报告不仅是一个政治报告，而且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康生问题的历史文献。
《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的作者，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康生专案组。这一专案组，不论在办案方针，还是在具体实施方面，都和文革时期康生主导的整人的专案组有根本的区别，它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方针，凸显出向现代民主法制方面发展的趋势。
一
鲜为人知的康生专案组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决定成立康生专案组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常务副校长。三天后，3月6日，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就任。经过调查研究，他敏锐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文革重灾区。而中央党校的文革运动完全是由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操纵和指挥的。解决中央党校问题，绕不开康生夫妇。此时，解决康生的问题开始提到日程上了。
康生死于1975年12月16日，生前是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基本上处于中央第三把手的地位。他更出名的职位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死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出讣告，对康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等高大尚的三顶桂冠。
但胡耀邦不管这套，他顶着上下压力，开始以大无畏的勇气，揭发和整顿康生破坏中央党校的罪行。
胡耀邦3月6日来到中央党校后，仅仅五个月，他做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在当年8月10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平反了中央党校所谓“反动组织”红战团。这是他日后开展的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大案。
说红战团的案子是一个大案，是因为对上而言，这个案子涉及文革时的党中央。红战团的罪名是反对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而将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的，是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为主要成员的中央文革及周恩来，这个高规格“待遇”是绝无仅有的；对下而言，这个案子不光涉及党校几百名教职员工和学员，而且还涉及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体院的红卫兵组织，涉及当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们和红战团共同搞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将康生问题推向了社会；因此这一大案的影响很大，其平反也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校长突破阻力，而且适时取得了当时党中央华国锋主席的支持，坚持为红战团平了反。
平反红战团意义非凡，是因为它对揭发康生的问题破了局，成为日后胡耀邦主导的全国范围大平反的起点。
胡耀邦初来党校，由于当时中央对康生的结论还没有新的说法，所以对调查康生，上下都有障碍——
华国锋主席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康生的秘书黄宗汉说，当时邓小平也不同意查康生，因为康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等桂冠就是邓小平给戴上的（阎长贵:水煮百年网）;
汪东兴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也持消极态度。特别是，当时党校康生培植的造反派武葆华等人仍在当权，他们一再申辩，他们干的那些坏事都是经过康老和曹大姐批准的。
然而，对于揭露康生问题，胡耀邦坚定地说：“不论现在是在台下的还是台上的，活的还是死的，只要是有问题的，就必须追究。”
从策略上说，当时平反红战团的文件中尚没有直接点康生的名，平反结论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七年一月，陈伯达、江青等肆意践踏毛主席指示和党的政策，破坏党校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歪曲事实真相，把三百多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
当时我们几个被平反的中央党校青训班学员问耀邦同志，康生问题怎么办？耀邦明确地说，康生的名字被这个平反结论中的“陈伯达、江青等”“等”进去了，以后一定能够解决。可见胡耀邦平反红战团的这一举措极具针对性，针对的就是康生。这一点当时在党校也是人人心知肚明。这说明，反对康生已经不是禁区。
趁热打铁，红战团平反以后，胡耀邦立刻组织党校干部陈文斌整理文革中康生点名诬陷的人员名册。1978年底，中央党校（陈文斌）和中央组织部干审局（贾素萍、张志杰）共同整理出一份《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
当时笔者的先生任小彬在中组部工作，贾素平见到他，幽默地对他说：“小彬，康生说你是小坏蛋！”因为小彬和他的父亲任彬（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也在这个名册上！
在这个名册中，康生点名诬陷的有：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这个材料，尽管是初步的，但已经能坐实康生的整人专家、迫害狂的面目。
接着，胡耀邦发挥政治智慧，将康生大规模点名整人的材料带进中央工作会议，推动了中央对康生罪恶的清算决定。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期36天。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提出了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会议本来没有讨论康生问题的议程，但胡耀邦发挥政治智慧，将康生点名的这个材料带到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放在办公桌上，与会的许多代表看到后，瞬间引起轩然大波，无不义愤填膺，许多人恍然大悟：原来他还点了我的名，怪不得我挨了这么多年的整！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一个重要发言，提出，对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遗留问题，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他列举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关于自首问题的决定、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问题等6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关于康生问题他这样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陈云文选》《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
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时又说，康生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都是极左。一次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搞“抢救运动”，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乱点名，大概点了600个人以上，都是高级干部。他对中央和地方党政各级机关的瘫痪负有很大责任，是有民愤的。
陈云的提议，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
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提出了康生的问题，并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理。这样，康生专案组成立。
(二) 康生专案组的指导方针：查清罪行，重证据，不以牙还牙，防止扩大化，不株连家属
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项重要任务是，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关联的案件（以下简称“两案”），清理文革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也包括审查康生。
这一任务负总责的，是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书记王鹤寿。按照中央提出的“两案”审理方针，王鹤寿要求严肃对待、慎重行事，既彻底查清罪行，不留下祸根，又不感情用事，防止扩大化。在工作方法上，他要求工作人员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要自觉设立对立面，要鼓励提出反对意见，要使论点、论据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政策上，“要注意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在不留祸根的前提下，尽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戴帽子’、法办要严格掌握；不株连家属”。
关于审查康生，王鹤寿说，康生在政治上善搞阴谋，耍两面派，一贯虚伪是康生的品性。但他始终强调中央对审查康生问题原则是，“我们不搞以牙还牙”。对康生的每一件事，要分清哪些是他主谋，哪些是他参与，哪些是他策划，哪些是阴谋、诬陷，哪些是工作问题，处理时要恰如其分。（摘自《人民日报》2009年4月18日 作者：祁培文（中央纪委原常委） 原题为《纪念王鹤寿同志诞辰100周年发言摘要——赤胆忠心 铁骨铮铮》）
在这里，“不搞以牙还牙”的方针，有特殊意义。康生整人无数，就连王鹤寿本人也曾被康生点过名：康生1967年5月4日接见中组部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就称王鹤寿是叛徒。还有不感情用事，防止扩大化，不株连家属等政策，也非常重要。这说明，审查康生问题，不是什么个人恩怨，徇私报复，而是要查清康生的问题，揭露康生的犯罪事实，以利于党接受教训。这就要求重证据，不造假和扩大事实，要使论点、论据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些政策，是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趋向法制，并成为信史的基础。
(三)康生专案组的组长是党内倍受尊重的老大姐章蕴
1979年1月，康生专案组成立，由新选的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为组长。章蕴组建了彰显法治精神的、老中青三结合，非常精干的工作班子，进行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进展迅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奋斗，1980年9月2日，康生专案组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以中发[1980]77号文件发布，1980年10月21日，中央批转此文件下发到县团级。随此《审查报告》带有以专题分类的7个附件，展示各种证据，其附件只发到省军级。重证据，是该审查报告在历史中站得住脚的突出的特点。
康生专案组的组长，是党内最受人尊重的老大姐、建党元老章蕴（1905-1995），她是湖南长沙人。1925年入党，是职业革命家，亦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章蕴的第一个党内身份就是1926年担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妇女部部长，组织妇女迎接北伐军，后任中共硚口特区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章蕴在武昌、南京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先后担任中共湘潭工委书记、中共东南分局妇委负责人、苏南区党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苏中二地委书记、苏中区党委妇女部长、组织部长、中共华中分局委员兼妇女部长、华东局妇女部长、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豫皖苏分局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华东局妇委和上海市委妇委书记兼华东区妇联主任、上海市妇联主任、中央妇委第三书记兼全国妇联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中央1956年9月选举产生的73人候补委员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章蕴受到康生的诬陷和迫害长达十年之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章蕴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分工让她主持审查康生、谢富治和王、关、戚等专案。
审查康生任务的圆满完成，专案组组长章蕴是一个关键。
首先，她资格老，超过康生。在按资排辈的体制下，资格老才能镇得住场子。章蕴在1921年就接触了革命，1923年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她在20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者。而康生，在20岁时（1918年）,还在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他26岁时才去上海，进了上海大学。虽然他也是1925年入党，但那时他已经27岁了。而且由于日后始终没有人承认是康生的入党介绍人，所以康生入党的问题始终存疑。章蕴比康生资格老。
第二，她是烈士遗属。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她出生入死、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1932年她的丈夫李耘生被捕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章蕴经受了痛失革命伴侣，诞下遗腹子女儿，却与儿子离散，并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严酷考验。
此时她立下三条誓言：一定要找到党，回到党组织怀抱；除去做工挣钱自己糊口和抚养女儿外，不做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不再结婚。这三点她都做到了。而在历经曲折找到党组织后，她第一个请求就是“请组织分配我做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
而康生，他在1930年确曾有过失踪的情况，但始终未向组织交代去向。然而这却成了他的心病。他终生都在表白自己没有被捕过，没有叛党，为此还采取了种种掩盖的行为，如销毁有关档案，甚至下令处死知情人等，这些都使他是否曾经被捕过，至今仍是一个谜。另外，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期，多次为确实被捕过的江青担保没有问题，以至于人们说，他是江青的保护伞，是江青的靠山。然而在他临死前，却揭发江青是叛徒，其动机令人怀疑。
回首雨花台畔, 别语匆匆遗愿。
五十易春秋, 日日在肩"双担”。
双担, 双担。未敢白头言倦。
以上这阕《如梦令》，是章蕴1982年6月为纪念自己的爱人、革命烈士李耘生殉难五十周年所作。是年，章蕴已届七十七岁高龄，正担负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重任。
第三，她工作能力强，贡献大。
章蕴是党内少有的能够全面参与党、政、军领导工作的女干部之一。70多年的革命生涯，她为党的建设和妇女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她就担任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并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
1977年起，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4年。
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而康生，没打过仗，没搞过经济，未有理论著述，一生寸功未立，只会整人。建国后，康生称病数年，到1956年八大召开的时候，听说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嗅到时机已到，决定复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懂搞经济、建设，只懂搞斗争，一搞斗争病就好了。文革“二月逆流”时，他阴森地说：“我是整人的！”
第四，她在文革中深受迫害。
文革中，章蕴受到康生点名诬陷，康生说章蕴是叛徒，反革命嫌疑分子（康生1967年5月4日在全国妇联“红旗战斗总团”《关于章蕴问题的调查意见》上的批语），还说她“确同国民党蒋匪帮的宪兵司令部的人有关系”。（康生1967年11月3日的一段批语）
在康生的点名授意下，文革中章蕴成为重点批斗对象，逼她交代“叛徒罪行”。她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但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1975年，在她71岁高龄时，党中央为她平了反。1979年12月24日中央组织部做出《关于康生迫害章蕴同志问题的情况报告》，证明康生诬指章蕴同志为“叛徒”纯属不实之词。
粉碎“四人帮”以后，章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和中纪委副书记，她是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接谈组”的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了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工作，平反了很多长期蒙受冤屈的干部。她还严肃处理了几起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
总之，章蕴作为康生专案组的组长，不但具有权威性，而且其组织能力和判断力是审查康生的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
(四)康生专案组的人员构成
在章蕴的领导下，康生专案组组建了一个老中青相结合，作风正派、工作效率很高的工作班子。
专案组中的老干部，是专案组的骨干。
其中：金石，原中办司局级干部，是专案组第一笔杆子；陈麒章，也是原中办干部，是专案组的第二笔杆。他们原来都是杨尚昆的部下，长期在中办工作，非常熟悉中央的情况，特别是深知归纳研究内容，写简报、总结、文件的要求和程序。过去往往是党中央开会，不论经济还是政治的会议，一开完他们就能够特快就把文章写出来。然后就骑个自行车，送到中南海对面灵境胡同的印刷厂，简报、文件立刻就印出来了，效率极快。他们是专案组的主力。不过他们有一个“弱项”，就是文革一开始就和杨尚昆一起被打倒，隔离起来了，所以他们对文革中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像直接参加文革的年轻人这么清楚。
专案组里还有一个资格很老、非常厉害的女干部，毛诚，1932年入党，她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秘书长，非常能干。
早在1938年2月,中央社会部开办的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第一期训练班在延安开学，届时毛诚刚从苏联受训归来，在训练班旁听。
中央社会部在延安枣园秘密成立了另一所培养情报和保卫干部的学校——西北公学，校长由中社部副部长、中情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副校长为中社部第一局局长李逸民，后又派吴德峰来加强领导。该校的重要领导成员还有汪东兴（中社部第二室主任）、毛诚（女，曾任中社部秘书长）。
有亲历者回忆了毛诚对延安审干运动的看法：一天晚饭后，毛诚同志来到我的窑洞，欲言又止，我看出她像有事的样子，就问她：“毛诚同志，你好像有话要说，你就谈吧!”这时，她才说出别人都不敢说的话来：“李校长，我看目前这个运动有点问题，哪有这么多特务啊？”这件事在我（亲历者）心里已经想了很久了，但对谁也没说过，也不敢说，经毛诚同志这一谈，我才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俩谈开了，从运动的方法到具体人，什么都谈。
最后她提出让我是否找康生反映反映。我说：“毛诚同志，现在我没法找他谈，一方面是我已成为怀疑对象，一谈更使他怀疑；另一方面他根本不会听我的。你能否找他谈一谈？”她也表示为难。就这样，我们议论了一番，谁也不敢去找康生，因为我们知道，找他谈这些，自己被怀疑是小事，他是根本不会接受的，说不定还会把运动搞得更大，以显示自己是正确的。怀疑的人岂止我们二人，只是都不敢说出来而已。（亲历者记忆：延安审干运动中的众生相《私人史》2025.5.29）
毛诚也是《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揭露的被康曹点名诬陷的839人之一。她被曹轶欧点名，诬陷她可能有盯康的任务。（曹轶欧1968年4月11日同郑长安等人的谈话）说她很坏，很滑，与杨献珍关系非常好，老早就叛变，接受敌人什么任务。（曹轶欧1968年2月16日接见武葆华、智纯等人时的谈话 ）还说她是日特、里通苏修、日修、与刘少奇等人结合迫害无产阶级司令部。（曹轶欧1969年7月12日与张韬专案组的谈话）
看起来，毛诚不仅是康生历史的见证人，还是对中国隐蔽战线非常熟悉和立场坚定的知情者。这对专案组来说，如何寻找证据材料和判断历史真伪非常重要。
此外，专案组还有一个负责人是王文轩，七机部领导干部，老军人，能够聚拢来自五湖四海的借调干部们，组织他们各有分工有效率地工作。
专案组后来还请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做顾问工作，由她来给专案组讲述康生历史中迫害或打交道的那些中共重要人物的历史作为参考。
还有郭庆祥，中组部处级干部；
江秋，女，原中办干部；
还有朱晓姣等年轻人。
专案组里还有几个从地方的组织部等单位抽调上来的中青年干部。他们干劲十足，但对党史不太熟悉，对于中共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也知之甚少。于是章蕴这个组长就又抽调增加了一些经历过文革，对中共历史特别是历史人物都比较熟悉的年轻人加入到专案组工作。正是在章蕴和王文轩领导下，在金石和陈麒章主持下，又有毛诚、刘英老革命的参与，再加上年轻人的冲锋陷阵，康生专案组老中青三结合，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专案组早期还有受害者家属参加，如刘仁夫人甘英，后来中纪委高层领导认为康生对刘仁的迫害实在太残酷了，有多次详细具体批示，觉得这些文档还是不要让甘英看到为好，于是甘英就离开了康生专案组。
（ 未完待续 ）
来源：三家村
http://www.hybsl.cn/article/12/6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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