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3 Z7 h2 N' u/ y2 @! G 手头这份“干代会天津文联红旗”编印的《红旗战报》,是1967年12月出版的第22号,8开4版。但有关其他信息诸如出版地、定价、发行方式等等,都付阙如。再过几十上百年,如果不对文革首先有个预备知识,不了解文革的混乱无序性,乍一见到这莫名其妙的“战报”,那是要很伤一番脑筋的。以后的人若想编写一本《文革小报史》,首先这考据工作,那也是相当之艰巨的。 / y6 }! b7 G+ t: Q9 {2 g6 ]4 | “红旗战报”这个报头,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墨迹当中拣选出来的。实际上当时大部分小报的报头,如“卫东”、“新北大”等等,都是选用的毛泽东的墨迹。这当然也是表达赤胆忠心的一种方式。报头左边是一框“最高指示”,这也是当时小报常见的编排格式。有的这一部分不是“最高指示”,而是登载毛泽东的头像。其功能,当然是并无二致的。* ~4 p4 |: y: `5 ^. A6 C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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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的《红旗战报》,虽然有四个版面,但实际只刊登了两篇文章。两篇文章,一篇是刨祖坟型的批判文章,题目是《方纪罪行编年录(1949—1966)》,占了3个整版。另一篇是《周骥良的<我们在地下作战>是歌颂刘少奇投降主义地下工作路线的大毒草》,占了一个整版,也是火药味十足的大批判文章。两篇文章都没有作者署名,可见这是某种群体性写作的成果。文革时期,像这种不署作者姓名,或者署上一个战斗性很强的化名比如“齐卫东”、“全无敌”等的写作,是很正常的现象。《红旗战报》自也不例外。; L' j# y: [: v
# M9 c# v: F' q) y9 _ 《方纪罪行编年录(1949—1966)》以年谱的方式,辑录了方纪从1949年到1966年的所谓“罪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极尽罗织锻炼之能事。如1950年“上半年”:“方纪开始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讲课,连续几年。讲过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极力推崇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欧根•奥涅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在青年学生中流毒极深。”方纪肯定也有缺点,但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先入为主,上纲上线,一棍子打倒,实足显示了文革思维方式的恐怖。7 D3 D% |5 e- O' C